2025年05月28日
雷鐵梁
發源于周口的中華源文化的重要一脈“伏羲文化”，具有優秀而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結合這些年來對伏羲文化的探索，筆者就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起源與中國古代典籍中記載的伏羲功績進行嘗試性溯源。
伏羲文化具備中華文明連續性的原始基因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伏羲被歷代帝王尊奉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因上古幾千年間僅靠口口相傳、民族記憶，到兩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中才有了關于伏羲的文字記載。
《周易·系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西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漢書·藝文志》也提到“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由上古伏羲、中古周文王、近古孔子，經歷漫長時間、連續過程集體孕育而成中國文化的本源——易學。
三國兩晉時期史學家皇甫謐《帝王世紀》：“庖犧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申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在古代典籍中，易學傳承自伏羲始，百代流傳，井然有序。
它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是中國人的原始哲學，是最早的唯物辯證法，千百年來無形地影響著我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儒家道家諸子百家的學說，或多或少受到易學的影響。由伏羲首創的易學，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成為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足以說明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
伏羲為正人倫，防止同父系男女之間繁衍造成“弱我子女”現象，始定姓氏，并自號為“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載：“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父子相傳的姓氏成為維系中華民族宗族禮法的基石，形成至今幾千年來長盛不衰。
人們數典拜祖，維系著家族的傳承，共同構成了中華血脈弘揚家風、文明相傳的連續性。伏羲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延續至少幾百年的部族群體，繼承延續了第一任伏羲的制度，并且王號（或部落聯盟首領稱號）都稱作伏羲。從這個角度來看，伏羲時代這種一以承之的首領繼承和制度延續，有著文明連續性的特征。
伏羲文化具有中華文明創新性的特征要素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倡導文化自信、鼓勵文化創新與轉化的今天，我們著眼于伏羲文化及與其文化密切相關的文史知識，就會發現古籍中記載的伏羲創造性的發明有很多。
一是物質文化方面。為了提高生產力，讓先民更好更有效率地獲得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伏羲時代創造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奠定了伏羲文化的物質基礎。“結網罟”，提高漁獵的能力和效率；采集草藥，止痛治傷，即所謂“嘗百藥，制九針”，創立了原始醫學；應對自然變化，采取趨利避害的措施，如“造屋廬”“開道泉源”等；“養犧牲”，開始飼養豬、狗、雞等動物，形成了原始畜牧業，提高了人們獲取食物的能力；“興庖廚”，用火來炙烤食物，增加食物口感的同時，減少了腸胃疾病的發生。
二是精神文化方面。發明用于祭祀、喜慶等活動的音樂舞蹈，發明最早的樂器，如塤、瑟、琴，作《駕辯》之曲。在勞作之余，載歌載舞，豐富大家的文化娛樂生活，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親密和諧。以樂寄情，讓人們得到物質生活以外更高的享受。《綱鑒易知錄·三皇紀》：“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斫桐為琴，繩絲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徵，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三是社會制度建設方面。制定婚嫁制度，牢固家庭關系，并且以“同姓勿婚”來解決倫理關系和近親婚姻危害的問題，促進了原始社會的穩定和人口的再生產。為了有效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在部落聯盟內“立九部，設六佐，以龍紀官，號曰龍師”，建立相應的行政管理體系，形成了王國的雛形。制定歷法，順應春夏秋冬四時節氣的變化，指導農業生產活動有序進行。形成民俗習慣，包括勞動習俗、飲食習俗、群體生活習俗等民俗現象，規范和促進人們的社會生活，使之得到調整、鞏固和發展。伏羲別婚姻而定姓氏，成為中國人千百年來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書中記載的伏羲這些澤被后世的偉大發明創造，是他所處那個時代的中華族群的集體智慧結晶，并且很多都從現代考古發現中得到了佐證。這些創新從新石器時代至今，已間隔數千年的滄桑歲月，依然發散出耀眼的光芒，映照著日月更迭，恒久不息。
伏羲文化形成了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雛形
伏羲是在炎帝、黃帝之前開啟中華民族歷史源頭，“初造王業”的第一位民族先祖。他“德合天地”“象日月之明”，所以當時的各個部落團結在他的周圍。伏羲綜合各部落圖騰的特點，創造了集蛇、魚、鳥、馬、牛、鹿等特征為一體的龍圖騰。龍的出現，象征著中華民族首次實現了大融合，中華民族始稱“龍的傳人”。
伏羲以龍紀官，自號龍師，《左傳》郯子曰：“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竹書紀年前編·太昊庖羲氏》杜預曰：太昊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外紀：太昊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造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立五官：以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并制九州，“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于外”。這樣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行政管理體制，管理人員有了明確的分工，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對國家政權的統一具有重要意義。
以伏羲為開端，不少帝王都與龍有了不解之緣。“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慶都）出以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而感應都，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劉邦）。”……這些記載說明了炎帝、堯帝、漢高祖等都是傳說感龍而生，有不平凡的預兆和感應，也說明古代帝王世系以龍為紐，一脈相承。
從考古發現來看，8000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的石堆塑龍，6500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45號墓仰韶文化時期的蚌塑龍，還有在遼寧赤峰紅山文化遺址和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中均有發現的5000年前的C形玉龍，以及在山西臨汾陶寺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均發現有龍的形象。這說明伏羲發明的龍，在中華大地不同地域、不同時期都有出現，體現著華夏各氏族部落大融合的統一精神。血脈相承的華夏子孫，無論何時何地都自強不息，正是龍的精神使中華民族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形成了代表國家統一、民族昌盛的光輝燦爛的文化特征。
伏羲文化中的和平與包容是連續性、創新性和統一性的基石
根據史書記載，伏羲氏出生于成紀，隨著部族的不斷發展壯大，逐漸遷徙繁衍于黃河中下游等更為廣大的區域。在全國各地，包括南方地區，都留下了伏羲氏活動的遺址、遺跡與神話傳說，所以太昊伏羲氏不僅被看作是漢民族的人文始祖，更被視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
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伏羲部落為了生存，不得不向自然條件較優越的中原地區遷移疏散人口。在這種遷移疏散過程中，自然將先進的生產技術、思想文化傳播到了新的地區。他們在生活和遷徙的過程中，必定要跟其他部落發生關系。或以戰爭的形式征服對方，占領新地區，擴大勢力范圍，或以和平交往的形式與對方融合，取長補短，壯大自己。通過多圖騰合一的龍的形象，可見其海納百川的包容性。
以龍為圖騰的部落聯盟的形成，使更多的部落共享那個時代的智慧成果，這種包容求同的和合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文明始源時期的具體體現，說明伏羲是龍圖騰和龍文化的奠基者，是中華文明的開拓人之一，并且對文明的正式形成，影響深遠。同時，中華龍圖騰也是伏羲部族征服融合其他部族走向文明強大，對各個部族及其文化習俗的一種包容、吸納、相互認同，在上古圖騰崇拜上統一的體現。透過龍圖騰的表象，體現伏羲部族求同存異、美美與共、和合大同的統一追求和價值塑造，這種精神力量既是伏羲部族不斷走向強大的有力支撐，也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奮進崛起的力量源泉。
伏羲于天地變化、日月運行中發現規律，尋找與自然和平共處、和諧共生的方法，推演出了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循環變化、你消我長的先天易學，講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包容并蓄、共謀發展。伏羲文化是一種“和”文化，先天八卦蘊含著對立統一的哲學觀點。而“對立統一”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理論基礎。中國古人把自然環境納入自身發展體系，創立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天人合一”思想，成為中國古代人與自然和諧思想的重要淵源。
由此可見，伏羲文化的內涵與核心，就是和合的內聚力和向心力文化。和合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辯證思想和系統觀念。和平是穩定發展之本，伏羲文化中追求和諧統一的理念，成為文明形成時期具有統一性、連續性的基礎。
伏羲及其伏羲時代，是中華民族族群文化的最初記憶，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源頭和依據。樹立文化自信，弘揚優秀文明，講好中國故事，發揚愛國精神，從伏羲時代開始，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只有順大勢、擔大義、行大道、謀大同，于歷史深處探尋中華文明綿延傳承基因，才能在兼收并蓄中讓中華文明延續千古、歷久彌新。
周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伏羲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歷史上中原文化的重要承載地，周口承擔起了新時代中原文脈傳承發展的使命。“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深挖精神內蘊，致力傳承發展，在中華文化的大背景下，我們要深入探討中華文明在周口的傳承與淵源，揭示其所蘊含的人文底蘊、哲學智慧及其所構建的精神家園，展示其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作者單位：淮陽區政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