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村里采訪，經過一處宅院，目光不經意間掠過大門，心不禁猛地一顫。

那大門，似曾相識！

那是一扇色澤泛黃、布滿紋路的木門，門檻已破，門框脫離墻體，門楣搖搖欲墜。看樣子，房子久無人居。或許主人已移居他處，才留下這一片孤寂。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方農村的老木門大多如此，由厚實的松木或榆木制成，桐油浸潤，木紋交錯。鐵鑄門軸雨季易生銹，推門時“吱呀”作響。銅鑄獸首門環，綠銹斑駁，撞擊時總發出“哐當”的響聲。門檻被磨得凹陷，門框上則留著歪歪扭扭的鉛筆劃痕。

姥姥家的門亦是如此。夏天的晌午，木門總半敞著，用塊紅磚抵住，穿堂風帶著麥秸的清香掠過門檻；到了臘月，門縫里會塞滿舊棉絮，北風卷著雪粒子撲在門板上，打得那些裂縫簌簌作響。

姥姥曾向我講述這大門的來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姥爺傾盡所有建起了這座房子，再無力購買一扇體面的木門。姥爺性格要強，靠著一把子力氣，辛苦干一年，攢糧食換來三塊珍貴的榆木。姥爺用架子車拉著它們走了30多公里，找外縣最好的師傅做了這扇大門。

這個讓姥姥視若珍寶的門，童年時期的我，卻極不愛惜。每次去姥姥家，我都使大力氣推門。聽到“哐當”一聲，屋里做活的姥姥發出“咦”的一聲責怪，出屋看是我，臉上怒意一閃而去，笑著將我迎進屋。每逢過年，我喜歡把炮仗放在門縫里，點燃后將門炸開。姥姥見后不語，待我跑開，用粗布使勁擦拭留在門上的黑色痕跡。

歲月如煙，紅塵如夢。自我負笈求學，便鮮少踏足姥姥家的小院。大學某日，視頻時看到姥姥那滿是皺紋的臉，心頭倏地一揪——掰指算來，竟已六度寒暑未歸。

再度歸來，那木門依舊。抬腳跨檻間，驀然一驚：“咦，這門咋變小了？”曾經，木門只需半開，我便能自如出入，而今卻要完全打開。況且，門楣也低了，昔日需仰視，如今竟要躬身避讓。

“這傻小子，你長大了，自然覺得門小了。”姥姥笑著說。門框上，依舊保留著量身高時用小刀刻下的痕跡，即便是最高的那道，也不及我胸部。

前年，姥姥家要翻建老屋的消息傳來，親戚們各出主意。大舅說要蓋三層小洋樓，門臉要氣派；二姨堅持要擴出個大院子，種花養魚才愜意；表弟拍胸脯包下了全屋家居。而我卻時刻惦記著那扇斑駁的木門。

姥姥沒有選擇時下流行的三層小樓，考慮到她和姥爺年事已高，腿腳不便，便只蓋了一層平房。院子也不是從前那種深墻大院的格局，只是砌了一圈矮矮的圍墻。

至于大門，更是截然不同。那簡直不能稱之為傳統意義上的門，更像是一道裝飾性的柵欄。它只有一人來高，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翻爬即過，根本起不到門應有的防護作用。而且，這扇門平日里總是敞開著，形同虛設。

“這門、這院，能防賊嗎？”我不解地問。

“防賊？現在哪還有賊啊！”姥姥笑了，仿佛我問了個天真的傻問題，“如今農村太平著呢，家家戶戶都不愁吃穿，十里八村都是熟面孔。你就是把東西擱門口，也沒人拿。”

她的語氣里透著篤定，像是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安穩日子。

真的如此嗎？或許是我離鄉太久，不經世事。帶著疑惑，我在村里轉了一圈，竟發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

新建的農宅幾乎都采用“院房一體”的布局，圍墻低矮，不少人家干脆用鐵柵欄圍出個院落。這樣的院門，與其說是屏障，不如說是邀請——路過時，院里的菜畦、晾曬的谷物、玩耍的孩子一覽無余。這種開放式的宅院設計，讓整個空間顯得格外通透敞亮。

從上古先民“穴居而野處”到今日的摩天大樓鱗次櫛比，人類居住文明的演進史，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門”的變遷史。作為家的第一道界標，門承載著安全與社交的雙重使命，在時光流轉中演繹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

現代都市里的門，不斷升級，從指紋鎖到人臉識別，從裝甲門到貓眼防窺鏡，每一處升級都在訴說著“生人勿近”的生存法則。這些銅墻鐵壁，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時，也在無形中筑起了人際交往的藩籬。仔細一想，鄰居搬來三年有余，多次在電梯相遇，竟從未有過只言片語的寒暄。

而在農村，那些不及人高的柵欄門，與其說是防護設施，不如說是開放的邀約。它們永遠保持著虛掩的姿態，仿佛在說“進來坐坐”。在這里，門不是冰冷的隔離，而是熱情與友好的傳遞者，讓鄰里間的情感在不經意間悄然生長。一句“吃了沒”的問候，就能換來一籃剛摘的時令菜蔬。

或許，這正是城市與農村在居住文化上的差異，也是鄉村生活那份質樸與溫馨的真實寫照。